教员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，是他出于真心地相信人民，依靠人民，并且自始至终地为了人民。
他的“革命”生涯起步于上海。辛亥革命时，他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鞍前马后，干成的最大一件事，是在上海广慈医院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。
因为够勇够狠，深受陈其美的赏识，从此平步青云。可惜，喜欢暗杀别人的陈其美，后来自己也被人暗杀，蒋介石的上升势头戛然而止。
但是靠着之前积累的人脉，蒋介石留在上海，做起了股票经济人，又赶上1921年的大牛市，发了一大笔横财。
只不过暴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股市泡沫破裂后，蒋介石欠下巨债，天天被债主堵门，不得不投靠到青帮头子黄金荣门下，才得喘息。
靠着上海朋友们资助的路费，断了发财梦的蒋介石重新激发革命豪情，在1922年南下广州，站到孙中山身边，这才有了一身荣耀重回故地的今天。
蒋介石1926年7月率军北伐后，虞洽卿又联络上海商界筹措军费，更是立下了大功。
看到工人们掌了权，买办大老板坐不住了，他们背后的列强更是不甘心就这样丢了上海。
虞洽卿正是代表他们来摸清蒋介石的态度，看这位总司令是打算站在工人那边，还是站在他们那边。
等到房门再次打开，虞洽卿迈步走出之时，已是满面春风——谈成了，他和他背后的那些人心里都有底了。
虞洽卿提出每年给6000万大洋的资助，这对于北伐军统一全国已经足够了，相比之下，苏联每年七八百万元的援助完全不值一提。
苏联支持的国民政府，慢慢的变成了他夺取最高权力的阻碍。仗着率军打下了半个中国的功劳，蒋介石日思夜想被拥戴着坐上最高领袖的宝座，却万万没料到在“中山舰事件”后被吓得出国的汪精卫，竟然给迎了回来，到武汉再次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。
苏联那套依靠工农的主张，他从心底里就不认可。蒋介石虽然以军事起家，但他也是爱读古书的，特别是历史看了不少。
中国每一次朝代更替，虽然都在高喊为民请命，最后权力无一例外都落到了士家大族手里。
蒋介石非常自信读懂了史书中隐藏的秘密，抓住了千百年来决定历史走向的那股力量，由此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：天命所归！
金融、买办资本家、列强，构成一根完整的链条，他们才是掌控世界的真正强者。
从那一天开始，蒋介石背叛了武汉国民政府，更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，他是中国革命的可耻叛徒。
蒋介石随后开展的“清党”，杀害了一百多万人，其中有3万多党员，更多则是与革命群众，他成了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。
2大革命的失败，迫使我党新旧交替，从建党开始就担任的陈独秀辞职，1927年7月起中央改由
瞿秋白曾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，是共产国际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革命家。那年，他还只有28岁。
大他20岁的陈独秀是学界领袖，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，瞿秋白虽然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，但影响力相差悬殊。
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，瞿秋白必须带领党更加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，毕竟大革命失败的原因，已经归咎为陈独秀个人的错误。
也就是说，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错，而是陈独秀的执行错了，虽然他曾一再提醒鲍罗廷要提防蒋介石走向军事独裁。
8月1日南昌起义，9月9日秋收起义，11月13日黄麻起义，12月11日广州起义，一连串的起义就是要掌握枪杆子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。
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，就是进一步发动他们参加革命。陈独秀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刺激，曾经阻止农动的深入开展，如今再也不必有任何顾忌。
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，武装斗争的目的是夺取大城市，重新建立类似广州那样的革命基地，与进行抗衡。
但是掌握的军队与工农武装，根本就不能与的正规军硬碰硬，即使付出惨重伤亡，也打不下来一个大城市。
给农民分田地，按苏联的经验是由苏维埃公有，农民只有使用权，所以他们并不觉得自身获得了实际利益，并未产生预期的革命热情。
没收地主土地后，不给他们分田或者分坏田，又让农民产生恻隐之心。毕竟乡里乡亲，就算以前大奸大恶，善良的农民也不忍心看他们饿死。
瞿秋白也看到了问题，试图做调整，却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。很快，他被扣上“左倾盲动主义”的帽子，承担起一系列错误的责任。
政策错误不是不能改正，前提是由中国同志出面背锅。这种纠错的套路，对陈独秀用过，再一次用在瞿秋白身上。
几次三番下来，共产国际也折腾烦了，在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，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留苏派王明，直接保送进政治局，掌握了中央实权。
几个月后，王明到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，又指定他留学苏联的学弟，只有24岁的博古担任中央“总负责”。
党的领导人从学界领袖陈独秀，党务工作者瞿秋白，工运领导者向忠发，到留苏派王明、博古，总的趋势就是越来越与苏联亲近。
每更换一次领导人，我党就更向共产国际靠拢一些，到留苏派上台后，则完全成了闷着头执行，不再有任何怀疑的地步。
频繁地更换领导人，目的是要通过不断淘汰，迫使我党走上他们所期望的道路。那条路被称之为“国际路线”。
照搬苏联的经验，套用苏联的办法，全力以赴实现苏联制定的各种目标，就是这条路线的具体做法。
以上行为，现在的我们都知道是教条主义，可当时在党内却被普遍接受，认为是最正确的选择。
在留苏派中央的领导下，中央苏区没能抵挡蒋介石的第五次“围剿”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。
南方其他的根据地也陆续被攻占，革命形势急转直下，已经使党与红军处在覆亡的边缘。
9月9日，他领导秋收起义。当发现根本不可能按原计划攻下长沙时，他果断决定放弃进攻大城市，将队伍拉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。
与南昌起义剩余部队会师后，他与身经百战的朱德交流作战思路，发现两人竟然不谋而合。
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刚开始时，往往都是连战连捷，可队伍却越打越小，直到完全耗光后被消灭。
根本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没根据地，即使总打胜仗，也会有伤亡，损失的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，必然是越打人越少。
打土豪，分田地。红军每到一个地方，就把那里的土豪劣绅抓起来，召开大会让农民揭发控诉，让饱受欺压的他们扬眉吐气。
而为了让农民更有获得感，教员大胆地改变共产国际把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的安排，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。
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。自古兵匪一家，军队对老百姓的祸害，甚至比土匪还要严重。
教员提出“三大纪律，六项注意”，后来发展成为“八项注意”，用前所未有最严格的纪律约束军队。
那些希望参加红军当官发财的投机分子，被挡在外面，红军真正成为了人民的子弟兵。
把人民组织起来。红军不仅要打败敌人，还要发动和组织群众。每打下一个地方，苏维埃政权建设迅速展开。
有了完善的组织，群众的利益得到及时的维护，物资兵员源源不断输送给红军，不同层级的地方武装还能传递情报、提供掩护。
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，皇权一直无法下乡，因为在乡村铺开官僚机构，收到的税还抵销不了成本，不得不通过地主乡绅进行间接管理。
现在还有人吹捧所谓的“乡贤”治理模式。他们对历史是多么地无知，搞不清这种模式完全是封建王朝的无奈之举，所谓的乡贤大多成了直接压迫贫苦农民的土霸王，是农村苦难与罪恶的祸首，也是旧中国激烈的阶级矛盾的根源。
而苏维埃政权直接面对农民，把土地分到农民手里，就是给了他们股份，农民们其实就是苏维埃的“股东”，红军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保卫股东的利益，所以农民心甘情愿为苏维埃，为红军做贡献。
我党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，一不靠士绅支持，二不靠外国援助，仅仅靠着与人民的血肉联系，就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的力量。
正是这种力量，支撑着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的发展，小块根据地连接到一起，成为大根据地，最后发展成为拥有21座县城，250万人口，管辖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。
至此，教员发展出一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，产生并一直增长革命力量的完整办法。
只可惜，留苏派中央迁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，长达4年的时间里教员被排挤靠边站，只能看着他们用错误的政治、军事路线把家底败得精光。
他进一步看到人民群众还蕴藏着更强大的力量，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“铜墙铁壁”，而是“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”。
他在《论持久战》中做出的预言，真实地转化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遍地烽火，转化成了游击战、麻雀战、地道战、地雷战等无处不在，让敌人胆寒的战争形式，把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拖死耗死，最终不得不投降。
在抗日战争进入尾声之时，教员的思考再一次走在全党之前，他花费极大的精力做了一件大事——把他对人民的认识，转化为整个党的意志。
作为一个学生出身的人，也曾有过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念头，“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，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”。 而在革命之后，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，熟悉了他们，才认识到： “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，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，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，尽管他们手是黑的，脚上有牛屎，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。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，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。”
“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，凡属正确的领导，必须是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 这就是说，将群众的意见（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）集中起来（经过研究，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），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，化为群众的意见，使群众坚持到底，见之于行动，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不是正确。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，再到群众中坚持到底。如此无限循环，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、更生动、更丰富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。”
“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，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……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，而是给人民以东西。” 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，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，并且团结起来，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。”那段时期，教员不断演讲、发表文章，开展整风运动，就是要让全党从感情、态度、工作方法与目的上都要与人民结合起来。
然而，仅仅三年，军队越打越少，越打越多。蒋介石完败，被赶去了台湾岛。
电影《奥本海默》，主人公是美国科学家罗伯特·奥本海默，他的一生最广为人知的贡献，是担任首席科学家组织实施了研制的“曼哈顿计划”。
计划提出者叫莱特尔·亚当斯，是一名牙医。厨子普里戈任可以当将军，牙医搞炸弹也就不奇怪了。
一般人要有啥大想法，也就用来聊天吹吹牛，但莱特尔不是一般人，他有位特殊的客户是罗斯福总统的夫人。于是他的奇思妙想通过夫人路线，送到了总统面前。
总统一看，差点噌地一下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唉呀，有点意思，大笔一挥拨款200万美元支持他进行研究。
该计划确实相当有创意，是要训练蝙蝠携带燃烧弹实施轰炸。因为当时日本建筑都是竹木材质，沾上火就能着，要是把大量蝙蝠投放到东京，那烧起来可就相当壮观了。
项目组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，设计出能装蝙蝠的投放弹，选定墨西哥无尾蝙蝠作为投弹员，并特制了它们能携带的微型燃烧弹。
莱特尔得知消息后火冒三丈，他愤怒地骂道：放着完美的蝙蝠炸弹不用，反而去摆弄微乎其微的原子，那帮人简直是脑子坏掉了！
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，名为“胖子”和“小男孩”的两颗核弹，在日本的土地上炸响，把人类炸进了核能时代。
莱特尔想出的蝙蝠炸弹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案，把化学炸药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。
的优势。使用化学炸药的方案无论再如何精妙，也根本不可能抗衡代差升级的新事物。
蒋介石选择了买办资本与列强，从瞿秋白到博古选择了苏联，他们选的都是最直接的力量来源。
无论中外，很多先哲都从理论上证明了人民的伟力，但都没找到释放这种力量的有效办法，所以往往是一边打着人民的旗号，一边轻视人民的力量。
党给人民谋利益，就是给原子核发射了中子，组织起来的人民就会产生链式反应，以几何数增长叠加释放出磅礴的能量，支持党去实现翻天覆地的革命。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却依然有人遗忘，有人把他的方法当成一句空话。这些现象也让很多人产生困惑与迷茫。
好比有一座山，如果从来没有人登过顶，就会被人们传成没有路可以到达。然而，只要有一个人曾经登上顶峰，就已经证明行得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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